里弄中的红色机关，天津曾经的护城河-南京路

南京路是天津市中心一条充满经济活力与现代气息的主干道路，在此徜徉我们可能不会想到这条道路曾是天津的护城河──墙子河，也曾是革命年代共产党人在天津最为“偏爱”的活动区域。据统计，南京路两侧共有革命旧址、遗址25处，其中党的重要机构、重要会议地18处。一条道路能够聚集如此多的革命纪念地，一定有某种必然性，分析这种必然性有助于理解近代党在天津的城市工作特点，有助于理解天津这座城市在党史上的重要意义。

近代天津被称为“超殖民地”城市，20世纪初，九国租界并立，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天津仍长期保持“一市五治”的城市空间格局，即华界与英、法、日、意四国租界各占一方，五个行政机构、五套法律体系同时存在，导致了城市管理上的孤岛效应和缝隙效应。一方面，租界在事实上是“国中之国”，历届中国政府乃至抗战初期的日本占领者，都无法对租界实施直接管辖权。而租界在政治上又标榜“民主自由”，这就减少了反动势力对革命活动的干扰破坏，在一定程度上为党的城市工作提供了一个相对的“安全”地带。另一方面，在河陆相接、租界毗邻、华洋接壤之地会形成制度管理上的缝隙区。因为各租界执法主体以及法律体系的差异，导致界内警察不能也不愿越界执法，而河道上的桥梁更是三不管、没法管的地方。但这些政治管控薄弱的地方，正是党的地下工作者最为“偏爱”的区域，因为在此开展革命活动，遇到紧急情况可迅速转移至河对岸或至他国租界，进而增加了租界警察的执法抓捕难度，提高了革命活动的隐蔽性和紧急情况下快速转移的灵活性。

墙子河沿岸党的重要机构和重要会议地多，与河道两岸的建筑亦有关系。民国初年，随着租界大批华界居民迁居租界，河两岸的里弄式民居出现爆发式增长。当时的南京路不是今天的样子，只能算是城乡接合部，而这些里弄民居大多规模小，居住密度大、弄道窄而短，封闭性强，居民多为城市平民。由于兼有独院住宅的私密性和集居住宅的密集性，加之近代城市生活五方杂处、不查户口，从而为党的城市工作提供了理想的场所。革命者往往以家庭为掩护，租住在独门独院的里弄内，并将住所作为党的机关驻地，一些重要会议也会在革命者家中秘密召开。

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天津建立的第一个地方领导机关，在天津地方党史上有着重要历史意义。从1924年9月成立至1927年8月撤销，中共天津地委先后7次转移办公地，8处地委机关中的7处位于墙子河两岸。大革命失败后，北方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为了继续开展北方革命斗争，中央决定筹组中共顺直省委。1927年8月，顺直省委在距墙子河不远的英租界耀华里(今耀华中学游泳馆所在地)正式成立，代行天津市委职权。顺直省委曾先后在紧邻墙子河的日租界神户里(今和平空竹园所在地)和法租界老西开大吉里(今米莱欧百货所在地)召开省委会议。抗战前夕，中共天津市委机关曾选址松寿里(今崇仁里小区所在地)。全面抗战爆发后，市委机关转移至英租界墙子河南侧的福顺里12号(今诚基中心所在地)。1938年9月，按照中央指示，中共河北省委撤往冀东，在津成立中共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简称点线工委)，领导北平、天津、唐山3个城市党工委和北宁铁路线沿线党组织的工作，其中天津城市党工委也选址福顺里。抗战初期，党领导下的抗日救国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天津队部曾选址小白楼保善里14号。队长郝贻谋的家在河边的顺和里(今市卫生局党校所在地)，是队部的重要活动地，队部成员曾在此成功复制冀东13县军事地图，并通过秘密交通站送往冀东抗日游击区。

在一座硬件设施完备的近代大城市，党的城市工作才能方便、快捷、隐蔽、有效地秘密开展。比如，近代交通通讯网络对于党领导的政治斗争至关重要，因为地下党员之间、党组织之间、地方党组织与中央之间，都必须保持密切而通畅的联系。而城市中的党组织多数时间里处于秘密状态，党员的住处、联络地点、联系方式时常变换。在这种状态下，没有便捷的交通与通信网络是很难开展工作的。天津作为近代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城市、北方经济中心，这里能够提供红色政权所必需的、而北方广大农村根据地所不能提供的特有战略资源和情报资源，因此成为党领导北方革命活动的重要中心。

解读一座城市的红色故事，不仅需要时间坐标，还需要空间上的坐标。南京路上的革命旧址从时间和空间上见证了近代党的城市革命活动轨迹，集中体现了革命活动在选址上的考量因素以及党对城市空间的自觉利用，是城市肌理与红色基因的完美结合，生动绘制了近代天津红色文化图谱。(史煜涵 邵相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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